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与科学发展观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要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就需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说起。这过往的一百七十多年，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

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最基本的人权，更是最基本的国家主权。同时，发展权是发展观形成的客观基础、变化的现实依据。

中国近代以来倍受列强欺辱，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发展权的被控制。所以那个时期的发展观，比如张謇（jian）的“实业救国”论就很有代表性，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与当时的时代主题不符。所以应该算是一种空想的发展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一种类型的发展观，也是中国人民在发展问题上深化认识的第一个阶段。

当时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因为当时正处于世界动荡和世界大战的时期。所以，那个时期首要的任务是革命，是争得独立自主的发展权。这一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并且做到了。但是，有了发展权，并不等于就有了坚定的发展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革命理念及其惯性思维经常困扰着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直到“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地说到，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之后，他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从此，我们有了坚定的发展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二种类型的发展观，也是中国人民在发展问题上深化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坚定的发展观之所以能够形成，归根结底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为当时世界格局基本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新的时代主题。

对发展观形成和变化产生深刻影响的，除了时代主题以外，还有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旋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中国人民日益富裕起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三种类型的发展观，也是中国人民在发展问题上深化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和取得的最新成果。

我国发展呈现出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规律性认识、要素性制约、结构性矛盾、国际性压力。

第一，规律性认识。在发展实践中，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对“非典”事件的反思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问题：发展为了什么？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并且得出了既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又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科学理念的正确结论。这样，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成了人们普遍的共识，从而确立起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第二，要素性制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庞大经济体的运行而言，资源能源的供给和生态环境的支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自身压力很大。在中国对外开放、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条件下，对世界经济也产生重要和深刻的影响，在资源、能源、生态等方面有巨大压力，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掣肘。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第三，结构性矛盾。有历史原因造成的，有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也有政绩冲动、恶性竞争导致的。比如城乡差距、先富与后富的矛盾，东部与西部的不平衡、产业布局雷同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经济结构性矛盾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也成为树立全面协调发展理念和统筹兼顾根本方法的内在诱因和重要推手。

第四，国际性影响。除了资源、能源全球争夺之外，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指中国粗放的发展模式。国外发达国家对中国指责和施压所采取的方式是对产品标准的升级，对贸易规则的修订。而国外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掌握话语权，关键在其自身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上的优势。这也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倡导包容性发展理念和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等一系列战略的深层原因。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而且按照十八大的部署，今后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难怪习近平总书记那样自信而豪迈地昭示世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总而言之就是：为圆中国梦，吃下定心丸，什么作指引，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