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因而,有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与彼此纠缠
□喻中
海外学者如余英时、海内学者如葛兆光等人,都曾专门论及“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确,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主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因而,有必要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交错与彼此纠缠。
就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共性而言,意识形态也是思想。或者说,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存在形式。因此,意识形态就属于思想这个“家族”。当然,思想与意识形态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一方面,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明显的、看得见的感召力、支配力,这是意识形态与“一般的思想”走向分野的一个主要标志。大致说来,凡是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都是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普遍认同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群众基础的思想。与之不同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则不一定有群众基础。譬如,在偏僻的乡村里潜心著书的王船山,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思想并不为人所知；在他去世很多年以后,他的思想才逐渐传播开来。但是,终其一生,即使没有一个人知道、认同王船山的思想,即使王船山的思想没有任何群众基础,也不妨碍他的思想的形成与存在。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通常会呈现出体系化的面貌,思想则不一定体系化。因为,意识形态需要对现状作出“一揽子”的解释,至少也要对现实秩序的理据提供一个骨架性的说明,否则,它就不足以对特定的群体形成有效的精神牵引。相比之下,思想既可以体系化——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董仲舒、朱熹的思想体系；但也可以是零散的,譬如“地心说”、“日心说”之类。这就是说,一种很深刻的思想,可能是一个思想的片断,甚至可能显得很粗糙,它在体系化的程度上,有可能不及意识形态。
在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虽然可以做出某些逻辑上的界分。但是,思想也可以转化成为意识形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儒家思想向意识形态的转变:在董仲舒之前,由孔子、孟子等思想家所代表的思想基本上就是一种普通的思想,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从一种个性化的言说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公共意识。这个过程,就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
不过,值得我们深究的是,思想向意识形态的转变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转变会“变形”,会“走样”,会偏离思想的原意。譬如,朱熹在写给陈亮的一封信中有一句颇有名的话,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的这个评论、这番抱怨,其实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某种思想一旦转变成为了意识形态,严格说来,就已经偏离了原来的思想面目了。必须看到,在思想转变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偏离,恐怕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性的规律不单见于传统中国,同时也见于当代中国、当代西方,甚至会出现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因为这种偏离在客观上是一种不得已的现象,并非个人的主观好恶所能够阻止的。这就仿佛,蜀国相府里身陷政务军务的诸葛亮,无论如何都会相异于卧龙岗上散淡的诸葛亮。
就学术与思想的关系而言,很多人习惯于把两者并置在一起。譬如,当代中国有一份影响较大的连续出版物,就叫“学术思想评论”。但是严格说来,学术与思想也是有区别的。学界流行的“八十年代重思想,九十年代重学术”之类的说法,就体现了思想与学术的不同旨趣。一般说来,思想偏重于“应然”,学术偏重于“实然”。按照齐格蒙·鲍曼关于“立法者与阐释者”的二元划分,以“思想”为业的思想家大致可以对应于“立法者”,他们侧重于指出这个世界“应当”怎样；相比之下,以“学术”为业的学者大致可以对应于“阐释者”,他们侧重于指出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思想一般带有某种原创性,但针对学术,则不必提出这样的要求。
譬如,孔子是思想家,他的原创性的言说可以归属于思想；某学者对孔子的言说进行了分析、整理、解释、阐述,由此形成的言说就可以归属于学术。所以,《论语》是典型的思想文本,如果某学者写了一篇《孔子的法律思想》,则构成了一个学术文本。这就是思想与学术的区别。当然,这样的区别是大致、“理想型”的。事实上,思想与学术并不能截然两分。譬如朱熹,他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既有学术研究的成分,但他在阐释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强有力的思想创新,因而既成就了一个“学术家”,又成就了一个“思想家”。能像朱子那样,把思想创造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当然就是最上乘的了。
至于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对应于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的一种存在形式。当然,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有其特殊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支配性、感召力,可能会以“政治正确”名义对学术构成某种限制。这就意味着,对于“一般的思想”所展开的学术研究不妨畅所欲言；但对于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则会受到某种有形或无形的约束。这样的“学术禁忌”,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